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辩证的思维方式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紧紧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分析了邓小平提出这一主题的时代背景，着重分析了江泽民在新世纪依然把和平与发展视为时代主题的原因。

　　在2002年5月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35届年会上，江泽民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对时代主题再次作出肯定的判断。近年来，江泽民在多种场合一再重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观点，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那么江泽民为什么反复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呢?其主要原因在于，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发生出乎人们的预料，由此引发国内关于时代主题的激烈争论，和平与发展究竟是不是时代主题，再次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呈“一超多强”态势。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上升，轰炸南联盟，制裁“非民主”国家，防范和打击“无赖国家”，退出反导条约，在国际事务中甚至根据自己的意愿公开违背国际法准则，不惜以武力插手地区事务，干预他国内政。此外，在局部地区，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问题引发局势动荡，战争冲突不断。伴随全球化进程，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贫富不均现象严重。人口爆炸、生态环境恶化、走私贩毒、国际恐怖势力恶性膨胀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此，有学者认为，邓小平一直讲和平与发展是两大“问题”，而不是“主题”，对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那只是人们的主观善良愿望。对此，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颇具针对性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同时又讲，“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以后他又在其它场合重申这一观点。

　　当我们再度讨论时代问题时，必然涉及到如何理解邓小平的时代观问题。为此，有必要重新探讨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断，深入分析邓小平观察世界的方法，以及他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背景与基本思路，这有助于我们对今天时代主题的认识。

　　邓小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改变了我国以往的观点，明确提出，争取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他首次提出这一观点是在1980年1月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这里，他在讲争取和平是可能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战争的可能性。之后，邓小平中肯地告诫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我看至少l0年打不起来。”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他仍然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并认为，“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国际环境中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种基本因素，到90年代末乃至今天仍在继续，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国际旧秩序的存在，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不同的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手法与冷战时期相比有了较大变化，更加强调使用合法的外衣加以包装。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讲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要严峻得多。因此，不是我们所处的形势发生了恶性突变，而是我们对邓小平观察国际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对其辩证唯物主义的时代观还缺乏认真学习和把握。邓小平当年从未说过世界上已经消除了战争的危险，他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是辩证的、一分为二的，其着眼点是发展国内经济，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把国内建设搞上去。基于客观条件和主观需要，他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然而，有人对此在认识上却存在着某种偏差。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总体局势的缓和，人们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趋向乐观。特别是在科索沃战争之前的一个时期里，对“和平与发展”的认识，往往停留在较浅的层面上：强调迅速增长的世界和平力量对战争因素的有力制约作用的一面，而对战争因素依然存在的一面认识不足强调在和平环境下已形成促进发展的潮流的一面，而对国际旧秩序本质特征的存在及其影响作用重视不够。于是，谈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多了，谈南北矛盾以及北方的干预和控制少了(学界一度展开关于世界主要矛盾是西西矛盾还是南北矛盾之争)；谈军事和政治因素下降、经济因素上升多了，谈“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l少了。当然，谈得多的并不等于是错误的，但重此轻彼则有失全面，是不符合邓小平认识问题的立场和方法的。人们憧憬着21世纪的美好未来，对可能面临的问题估计不足，所以当遇到突发事件，特别是有损于中国利益的重大事件，如中国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等，便感到震惊，并在“清醒”之后否定以往的认识，把世界看得充满危机，从而得出和平与发展并非时代主题的结论。

　　以辩证的思维方式观察世界的发展，用两点论分析国际局势，是邓小平生前对国际环境作出准确判断的重要方法，也可以说是邓小平时代观的一大特色。根据他的思想，当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紧迫感、危机感，要有忧患意识；当形势出现不利的时候，要看到机遇的存在，认清发展趋势，坚定信念。即使在东欧剧变、西方国家联手制裁中国的最困难时期，邓小平仍然辩证地看问题，在不利环境下寻找有利条件，指出：“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他在10年前对国际环境的分析和认识方法，今天仍然对我们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在复杂的环境中学会科学地、辩证地去观察事物、冷静分析问题，不因为国际上可能出现的某种逆流而看不清时代发展的主流，同时也不因为一时发展的顺利而忽视对主流干扰性、破坏性因素的存在。

　　总之，邓小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和思路。他在世界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敢于并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认清时代的本质特征，由此做到遇变不惊，既定政策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这一点正是需要我们好好学习的。

　　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更趋复杂化，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在观察和认识世界、分析未来形势走向时，同样以辩证的思维认识问题的实质，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流，并洞察不利于主流发展的各种支流和逆流的存在。对于世界不稳定因素能否改变时代主题的问题，他多次阐明这样一种观点：世界上仍存在诸多阻碍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但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江泽民毫不掩饰问题的存在，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而其根本原因是国际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冷战思维的继续、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民族分裂和宗教纠纷，领土和资源争端，都会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加之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毒品泛滥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现，使得世界形势呈现“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发展态势。然而，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迅速增长，由于霸权势力及其行为受到来自多方力量的制约，也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相互依存性的强化，“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判断。” 

　　在继续确认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前提下，江泽民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分析了多极化对和平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核心问题，阐释了中国政府推进和平与发展的外交理念。

　　首先，关于多极化进程及其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多极化进程中充满单极化与多极化的较量，而建立多极化格局的保障机制尚未形成，真正能对霸权主义形成制约的力量还是有限的，所以多极化进程有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它的最终形成将经历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2l世纪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但是多极化反映的是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客观进程，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由于多极化有利于各种力量间的相互制衡，有利于遏制超级大国的霸权图谋，有利于体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国家或民族的利益，有利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因而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明确倡导建立多极格局的重要原因。

　　其次，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其“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论断反映了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基本态势与发展趋势，但并不意味着世界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问题已得到解决。这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具有相关性：世界和平是各国共同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而世界和平的保持又以各国的共同发展为重要基础，只要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不彻底摆脱贫困，就不可能有世界持久稳定的和平。冷战后局部战争的频繁和贫困地区恐怖势力的活跃已证明，政局动荡必然与经济贫穷相伴随。因此，要注重解决南北问题，缩小南北差距，这是解决两大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三，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确途径问题：“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对此，江泽民在2002年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中提出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表达了中国积极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外交理念。这就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多极世界，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共同发展，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由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理念上明确了推进和平与发展这一崇高事业的途径和目标。

　　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外交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与时俱进精神、鲜明时代特色的外交理念，既承认世界向前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又认清并强调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且阐明21世纪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途径和任务，从而为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